熊秉纯丨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
提 要
质性研究的主旨就在于发觉当事人的经验，从当事人的经验、角度来了解他/她的世界，而不是用一些社会上或学术上的、已存在的偏见或刻板印象来了解或评断一个社会现象或一件事例。这对那些向来没有机会使他/她们的经验被包括在知识体系内的弱势群体特别有意义，也意谓着既有的知识内容会受到新的知识内容、视角的冲击。
质性研究所开启的是一个不同于过去的研究步骤，参与知识创造的是一群新的伙伴，而它所期望达到的则是由一种新的视角，创造出新的知识内涵。它所调动的是一群对社会学研究现状失望的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为这些学者在定量和定性研究法之外提供一个新的出路。因为质性研究采取由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不但不毫无条件地接受既有理论，受既有理论范畴的限制，又有颠覆既有理论、结论和假设的可能，还有另辟蹊径的企图。
质性研究所揭示的是一个知识领域的革命。它邀请新的伙伴加入知识创造的行列，期望为知识的多元化创造机会，进而带动学术界及知识创造机制的民主化。这恰是当初社会学草创时期的传统——那个由个人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出发的传统，和一个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传统。
笔者希望对质性研究法的实践及推展，也能够开启出一条始于西方却不局限于西方的道路。这个工程是浩大而艰巨的，需要有志之士共襄圣举，默默耕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终有开花结果的一天。
中国社会学的开端和发展与19世纪以来中国艰难坎坷的命运有关。究其学科学术传统，它有一个始于西方却不局限于西方的传统，一个由个人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出发的传统和一个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的传统；社会学在中国传入之初，人类学的传统由社会学出走，另立门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50年代，社会学被指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社会学系遭关闭，直到1979年为止，社会学的系统教学和研究中断了近30年。其间，思辨性的论证、由理论到理论的论著取代了具体研究。1978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由于初期主要的、大量引进的是美国社会学及其定量研究方法，西方的量化统计调查法以其“科学的”、“客观的”、“现代的”光环，被奉为惟一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由社会学系重新设立到现在，又有20年。综观这20年社会学的发展不论在研究的议题、方法以及发表的成果等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回顾过去，并立足于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以为有必要在方法论的层面，对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进行反思；并引入社会性别视角，重新检视、整合社会学知识体系。
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状况的反思
自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社会学界经过了一个“补课”的过程。在这期间，我认为有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反思。
其一，在西方的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被引进的同时，在中国社会学界卷起了一股“问卷热”。“问卷热”所代表的是一种以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为手段、以数据为学术语言来创建社会学知识的努力。20年来，在问卷设计、抽样、资料的收集、分析和表达等方面，虽然已经渐渐走出了早年蹒跚学步的“问题”阶段（风笑天，1989），但是，对于数据是不是描述社会现象和呈现人的七情六欲的惟一的、最好的工具这一议题的讨论仍然非常有限。虽然偶尔有学者对某一问卷调查提出质疑（风笑天，1987；卢小广，1987），但大部分以问卷调查为研究手段所出现的许多“幕后插曲”，只是不断地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学术圈子里流传着。
很多国内外的学者往往拿美国发展设计的问卷和量表到中国来用，这些在美国一用再用的问卷和量表也都被研究者自然赋予了权威地位。殊不知这些问卷和量表是根据美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情况而设计的，它们不见得适合中国的情况。此外，一般常用“非常不满意，不满意，还算满意，满意，非常满意”之类的量表和以“1-5”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但是所谓的“不满意”、“还算满意”到底代表什么意思？“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还算满意”和“满意”之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张三的“非常满意”和李四的“不满意”代表的会不会是一样的情绪？你的“还算满意”和我的“还算满意”可不可能指的是两码子事？也就是说，这些数据、量表其实并没有准确地说明研究者要说明的社会现象、人生经验。这些表面上是操作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实际上代表着用数据描写社会现象、个人经验的局限性。把西方发展设计的问卷和量表用于中国，不但会有削足适履的可能，而且还很可能有指鹿为马的问题。
其二，一味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代表性”所隐含的问题。定量研究在社会学恢复后以“现代的”、“科学的”身份跃居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地位，在这样的学术情境下，研究报告往往以有数据、样本大、用电脑处理资料来建立起其学术权威（风笑天，2000）。以“客观性”、“普遍性”和“代表性”自称的定量研究成了对所有研究成果生杀、褒贬的准一标准。其实，所谓的“客观性”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果真实并不存在，那么以“不客观”之实假“客观”之名的目的和结果为何？建立“普遍性”的目的为何？在多大程度上“普遍性”成了主流势力坚持和巩固其既得权势，并排斥、压抑少数、弱势和边缘群体的手段？更何况，定量研究实证主义的前提是以“客观性”和“普遍性”建立其“科学性”，这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为标准的模式。人文社会学科所研究的现象和对象跟自然科学完全不同，有没有可能和必要把自然科学的模式硬套于人文社会学科，这一直是西方学界讨论的议题。
其三，定量研究采用演绎法的研究论证步骤（deductive approach），研究者由既存理论（existing theories）推演假设（hypothesis），再由假设选出概念（concepts），进而界定概念，再根据概念的定义设计问卷。这样的演绎法研究论证步骤把既存的理论当成研究的开端，也就是说研究者从选题、提问开始就已经受既存的知识范畴的规范限制，这不仅对多年来学界讨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议题有深层的影响；而且使那些原来没有纳入既存知识范畴之内的、非主流的议题、社会现象，或是人生经验，更难有机会进入知识范畴之内，并开始对一种新知识的创造、累积和再造，更别说开花结果了。
其四，研究者的角色和定位问题。在比较本土与西洋学者时，王铭铭很犀利地指出：“对于中国本土人类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学者在自我社会定位方面缺乏反思。中国本土人类学往往不自觉地依从于主流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并潜在地促成支配性的权力体系的复制” （1998：214）。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往往居于权威、主导的地位，研究者决定用哪个理论框架，怎么推演假设、界定概念、设计问卷。被研究者（提供信息资料者）处于一个被动的、被审问的地位，他/她只能按研究者所设定的框架、所界定的概念和以研究者的话语来表达他/她的经历。研究者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大，其实只看到他/她想看到的现象，找到他/她想找到的资料。研究者本身的先念（pre-conception）和偏见（biases）往往在没有被检验的情况下影响着知识的创造和再创造。
其五，知识内涵和学术规范问题。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虽然研究报告渐为规范，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是仍然有学者认为，思辨性的论证有其可取之处。在学术刊物、会议上，思辨性的论述、空洞的词汇概念、想当然的结论仍然俯拾皆是。作者往往没有提供任何资料来证明他/她的观点、立论，也不对他/她怎么得到最后的结论做任何交待。但是，作者最后所作的断言（assertion）（因为没有任何资料根据，其所提观点只能算是断言），却往往被视为学术上的结论或定论，在学术圈内外流传。
社会性别研究的挑战
自1980年中期以来，对妇女这一群体的关心和研究已经有长足的开展，学者由初期的对妇女解放的再认识（李小江，1993；Wang，1998 ），到近日全面性开展学科建设的努力，重新检视现有知识内涵里的性别偏见，把妇女的经验纳入知识体系以及在研究过程中把妇女置于主体地位等呼声已在学界渐渐传播开来（蔡一平、王政、杜芳琴主编，1999；王金玲，2000；杜芳琴主编，2000）。但是，到底怎样建立起一个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目前仍在探索阶段。而以上所述社会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对社会性别研究的萌芽、生根和发展则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因为，妇女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她们的经历还没有系统地进入到现有的知识范畴体系之内；加上以社会性别的视角（gender perspective or feminist perspective）来解析问题的努力仍然还在起步阶段，现有与妇女议题有关的论著中，思辨性的论述、空洞的词汇概念和想当然而似是而非的论调往往披着学术的外衣，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学术界、大众传媒以及校园课堂里普遍地散播流传。例如在一篇以《对贫困地区妇女精神贫困的分析及教育对策》的文章中，作者认为贫困地区妇女不仅要物质脱贫，还要精神脱贫，作者一开始就表示：
总体来看，贫困地区的女性比男性更缺乏见识，依赖性更强，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贫困的生活状况的承受力和耐力比男性更强，面对生活的重负和命运的不公更能忍辱负重。正因为如此，她们宁肯承袭传统，逆来顺受，消极地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不求突破；由于惧怕风险，面对社会发展引发的新旧冲突，她们更愿意选择守旧而不求创新。她们比男性更缺乏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往往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待社会的发展变化，把生活的希望和命运的改变寄托在男人身上。（#12，2001：1）
论述中所指的“精神贫困”，完全是刻板印象中对妇女负面的、描述性的空洞词汇（“缺乏见识”，“依赖性”，“消极被动”，“不求突破”，“惧怕风险”，“不求创新”，“缺乏主体意识”），其对于男优女劣、男强女弱的评比也毫无资料的佐证，连一些一般被视为妇女“传统的美德”（“忍辱负重”以及“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贫困的生活状况的承受力和耐力”）竟然也成了妇女精神贫困的根源。
要建立起扎根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性别研究，学者必需正视上述当今社会学以定量研究为主流所隐含的问题，放弃以思辨性的论述玄想、空洞的词汇概念、想当然的综述结论来从事学术论著的习惯；深入讨论定性和定量研究隐含的问题和局限性，进而发展出严谨的治学研究方法。本文将从知识的内涵、知识建构的过程和知识建构的参与者等三方面说明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analysis，qualitative approach or ethnographic resrearch）对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并讨论质性研究对揭示现有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性别偏见或盲点可作的贡献。本文所指的质性研究不同于国内一般所通称的“定性”研究。相对于定性研究，质性研究（1）不是空对空、思辨性的；（2）它也不是以由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理来建构知识的；（3）它是以文字叙述为材料（data）、以归纳法（inductive approach）为论证步骤、以建构主义为前提的研究方法。
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建构知识体系
（一）摒弃空洞的词汇
要建构起气象一新的知识体系，首先必需摒弃以空洞的词藻概念堆砌文句、写文章的习惯，替之以具体的材料、解析和批判的视角、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
例如，阶级和社会性别是社会学上常用的抽象概念，研究者必需能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它们的运作，并在社会学论著中承现它们的关系。当我在台湾的家庭工厂做研究时，遇到阶级与社会性别两个概念以错综复杂的关系承现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关系中。这些家庭工厂的规模不大（员工由1到30人不等），资金有限，大部分坐落在城镇的住宅区或农村的农户院落，其产品以外销为主，是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基础（Hsiung，1996）。对工人来说，这些家庭工厂里的老板娘总是站在厂方的立场，扮演着监督、剥削工人的角色，极尽所能地维护资方的利益。但是很多工厂的老板是不给自己的太太（即老板娘）工资的（有一次一个老板娘向她的先生抱怨说自己工作太多太累，想少做一点，老板看着她，指着眼前的轿车对着她和我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虽然老板娘的身份使她享受着一般工人不可能享受到、并且很令工人羡慕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但是其无偿家属劳动者（unwaged family worker）的处境和身份，使得她就某种意义来说连女工都不如，因为女工至少还有一份工资，可以掌握一点经济和消费权。同时，我做田野时也很清楚地看到，老板娘和女工都感觉并认识到自己身为女人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处境和经历，她们也在不同的程度和范围内对这种不平等待遇做出个别的挑战和回应。但是个别的性别认同没有办法化解双方阶级的对立，也就是说老板娘和女工没有因为个人性别认同而联合起来挑战父权、男权结构。这个例子说明，在现有的经济体系里，女人的劳动参与往往被视为附带的；就算有收入，也只是用来贴补家用；在工资、升迁、考核、岗位培训等各方面，女人仍然面对一系列不平等的待遇。
中国妇女过去几十年大量就业的经验和成果，仍然没有为妇女争取到完全平等和公平的待遇。例如近些年才引起关注的城市里单位分房的问题、农村责任田的问题，这些现象由原来的视而不见、不知不觉，到意识到它是问题，对它提出挑战，整个过程就是社会性别意识觉醒的表现；但在解决问题时面对的困难也意味着以男性为中心的思想、体制仍然根深蒂固，继续影响着妇女的经验和发展。然而，在许多研究著作中，许多社会现象的存在往往以“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太落后”等笼统的、空洞的词汇来表述来描述或解释。殊不知这样的词汇和表述只停留在表层，不但没有真正解释说明问题，也没有解析到结构层次的深层问题，更没有说明的是在怎么样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文化规范制约下，以及在什么历史条件和时空里，这些“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还能在21世纪继续活生生地影响着中国妇女的经验和发展。细致深刻的解析，不但有助于挑战现有的男权中心的价值体系、知识内涵，而且能与社会上的妇女工作的实践者进行对话，共同探索出一些新的思路、指导原则和方向。
（二）个案研究的一席之地
个案研究在学界常为人诟敝，指其只针对少数案例进行分析，因此所得的结论，不具“代表性”、“不可靠”，因而不能说明问题。以下我要举一个例子说明怎么由单一个案看到结构性的问题，进而了解社会运作的机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1980年代在台湾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成长年代，有一种特别针对已婚妇女发展出来的生产、雇佣方式。为了让这些已婚、且有幼儿要照顾的妇女还能加入生产行列，工厂老板或把半成品送到这些妇女家里，完工后再去收回来；或是在住家的楼栋里租一间小房子，把这里当成工厂送半成品、收回成品的集散地，街坊邻里受雇的妇女都到这里拿半成品回家里做，做完后再把加工好的成品拿到这里，工厂派人定时来收货。这种通称为家庭代工的生产方式，论件计酬，厂方跟工人没有正式的、长期的雇佣关系。在每年生产旺季时（通常一年只有几个月），工厂可以以此方式，深入社区，调动已婚妇女的生产劳动力；生产旺季一过，这些已婚妇女回到她们原来“家庭主妇”的身份，雇主（资方）不需对她们（劳方）负任何责任。工厂老板往往认为自己为已婚妇女创造就业机会，所以常以恩主的心态跟这些妇女打交道；整个社会舆论、刻板印象，也不把这群已婚妇女视为加入生产行列的劳动力，家庭代工因而被认为是为已婚妇女提供了赚零花钱的机会，没有人在概念上认为她们有养家糊口的生活压力，也没有人把她们当工人看，觉得她们应受到跟其他工人一样的待遇和保护。
我在台湾的卫星工厂作田野调查的时候，认识了风媛，她当时已婚，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她的先生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常在赌桌上耗日子。风媛在家附近的一个工厂租的小房间做彩绘玻璃（即根据厂方提供的图样，在大小不同的玻璃片上纹彩色花样，这些玻璃被用来当木制珠宝箱的门或窗）。这样她可以同时照顾女儿，中午还可回家做午饭给先生吃。那年7月的某一天早上我去找风媛，从她口中得知她的先生已经三个星期没上工了。那天，另一个在社区做代工的家庭主妇秀宝把她彩完的玻璃送到风媛这儿，等工厂的人来收。我经历、看到了下面的情景，听到了下面的对话：
风媛对秀宝说，“已经20天了耶！”
秀宝惊叫地问：“真的吗？我以为只有两星期。你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吗？他是被人家炒掉的，还是自己不干的？”
风媛说：“我也不知道。他从来不告诉我什么。我真希望他能消失不见了，或是死了都好！”
秀宝安慰风媛说：“快别这么说，男人都一样，我们家的那个也好不到哪里去。”
“至少你不需要养家，”风媛说，“别人是女人，我也是女人，为什么我们的命这么不一样？”
下午4点左右，风媛向沿街叫卖的小贩买了一袋豆腐脑（又叫豆花）给她的女儿春莲，她叫春莲：“拿回家，叫你爸爸帮你倒了吃！”
我和其他的4个社区的妇女站在门口聊天，不久春莲提着一袋烂豆花回来，显然她在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把袋子掉了，豆腐脑摔烂了。风媛看了，一下子火气就上来了，大骂春莲：“你的爸爸是死了还是怎么了？你如果不想吃，为什么要我买？看你现在弄得这样子！”
风媛一把抓过来春莲手上的袋子，往垃圾箱就丢，但是她还是怒气未消，随手从地上捡了一根竹鞭子，朝春莲腿上就抽。
其他的妇女赶紧过去劝：“说不定她爸爸在睡觉！”“一点小事，不要发这么大的脾气！”
春莲曲着身子，蹲在地上，边躲边哭。
我过去，想把风媛手上的竹鞭子抢过来。
另一个妇女说：“够了，够了，不要再打阿莲了，她只是个孩子！”
风媛把手上的竹鞭子往地上一摔，愤愤地说：“你们也是女人，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不是在赚零花钱!”（Hsiung， 1996）
风媛非常简短的话——“至少你不需要养家”，“别人是女人，我也是女人，为什么我们的命这么不一样”，“你们也是女人，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不是在赚零花钱！”——是她个人的控诉，这个控诉是由一个跟大多数女人处境不一样的女人所发出来的。风媛的愤愤不平根源于别的女人家庭代工是在“赚零花钱”，可是她却要养家糊口。且不论其他家庭代工是不是真的在“赚零花钱”，这里呈现的“赚零花钱”和“养家糊口”的对比，一针见血地突显了家庭代工这种生产方式所隐含的文化、社会认知的前提，那就是每一个结了婚的女人都有一个先生，他们会、而且能承担起养家糊口的全责。“赚零花钱”的说法恰恰巧妙地掩盖了、合理化了家庭代工以男性为中心的本质和前提。如果一个女人结了婚，可是没有一个能养家糊口的先生，家庭代工低报酬、不稳定的生产就业本质，是不可能满足她所面对的养家糊口的压力和要求的（Hsiung，1996：103-104）。从结构上来说，家庭主妇不可能藉着代工的劳动参与方式而取得经济独立，更别说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担子。这样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一方面调动了妇女的劳动力，使其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它也维系了现存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组织、经济和权力结构。它所展现的是资本主义与家庭组织的巧妙结合—前者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原则和后者以父系、夫系权威为根本的家庭结构是家庭代工这个生产模式的内在运作机制。
我举这个个案，目的是要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进一步说明一味强调“普遍性”、“代表性”所可能造成的盲点。虽然从数量上来说，在台湾现有的经济、社会体制下，像风媛这样遭遇的女人仍然只是少数。也就是说，虽然风媛只是一个“个案”，因而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但是，我认为，可能也只能经由风媛这样特殊的、不具“代表性”和“普遍性”的遭遇，才足以突显出家庭代工此一制度所隐含的价值取向。这个“个案”以及风媛那天的控诉和愤愤不平的情怀，犀利而准确地显示出，家庭代工其实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和男性中心为纲、为本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这些所谓“赚零花钱”的家庭主妇，虽然在数量上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但风媛的这个“个案”却更能直指问题的核心。虽然由分析这个“个案”我没有得出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真理，但是它使我能清楚地呈现了结构性的问题，以及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里的挣扎和困境。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检视学界向来对个案研究的质疑，即认为对于一个点、村，或镇县的个案调查结果，不足以推演到对其他乡村镇县和社会的全面了解（风笑天，1989：14）。个案研究的目的应该不在于要把对某一个或几个“点”具体、特定的发现推演到其他的点或面，其优势在于藉着对某一个“个案”的分析，从微观出发，我们可以了解到人与人、人与群体，或人与文化、政治、经济机制的互动关系。如果因为它只是一个“个案”，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而摈弃了以它来说明问题的可能性，甚至否认它在说明问题上所展现的力度，则不仅有本末倒置的遗憾，而且恰恰落入了数字游戏的圈套和实证主义的陷阱。
除了对个案研究我们应有一些新的认识，我们还需要检视任何所谓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或社会关系，它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关系在支持着它不断存在。在此，我仅以美国对关于妇女承担养儿育女责任和工作的研究来说明这个问题。
1970年代，女性主义学者在挑战把女人与母亲划等号，把母亲视为女性的天职等本质主义的迷思时，企图理解为什么女人不仅总是扮演和承担着母亲的角色，并且往往自己乐在其中，不以为苦。南希（Nancy Chodorow）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说明女人发展出母亲角色认同的心理过程。根据心理分析的关系理论（relations theory），南希指出，女孩的成长是一个跟母亲认同、依归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发展出慈性的、关怀他/她人的心理特质。相对的，男孩子的成长是一个跟母亲分离、疏远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发展出独立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Chodorow，1978）。南希的理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她的理论直接挑战了向来以男女先天的、生理的差异来解释女人承担母职的这一现象。南希研究的贡献在于从后天的、社会的和心理的角度来解析一个向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有普遍性真理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她的研究给其他学者带来很多启发，对社会性别（gender）这个概念的形成也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她的研究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对“女任母职”这一社会现象的认定。学者指出，南希的理论说明的只是当代、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因为“女任母职”本身并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和事实。中世纪欧洲，城市妇女本身并没有亲自承担养儿育女的责任，初生的婴儿往往被送到农村的奶妈（wet nurses）手中，由奶妈养大。焦点之二是，在美国，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的妇女也不完全有亲自养儿育女的条件，她们不少人是受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之雇，或当家庭看护，或当保姆，为别人家的养儿育女而操劳，很多时候因而不能兼顾自己的儿女。此外，南希所描述的母女、母子关系，很可能只是一个根据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家庭结构所衍生出来的理论，很多少数民族的子女并不是在核心家庭的家庭结构中长大的。因此，南希的理论虽然挑战了把母亲视为女性的天职的本质主义，但该理论本身不应被奉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真理。
这个例子显示，对“普遍性”这一概念在方法论和认识论范畴的意义我们应有一更深层次的理解。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普遍性”不应等同于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就是说，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不表示该现象一定有它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社会学者的职责是去解析一个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支持它继续存在或变化的动力、机制。而一味地强调“普遍性”，进而以“客观存在”来合理化其被主观认定为存在的必然性是很值得商榷的。
（三）研究者的先见
研究者在整个知识的创造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要重新建构知识的内容及体系，我们就必需检视研究者的先见、定见以什么面貌经过什么渠道进入建构知识的过程。以下我将再以一个实例说明这个议题。
在1997年和1998年，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女大学生发展与教育”的两次研讨班上，有一位研讨班成员（以下简称成员甲）提出要以深入访谈的方法，了解“贫困女大学生怎样看待社会资助”。成员甲本身多年来一直负责一个在国内开风气之先的、资助贫困女大学生上大学项目的工作，由工作的经验，她得到的印象和结论是：受资助的农村贫困女大学生，“内向”、“自卑”、“心理不健康”、“到城里入学后适应力差，与住宿同学疏远”。她花了半年的时间，访谈了8名接受过该项目资助的贫困女大学生，其中一个女大学生在访谈时谈到她受资助的经历。该女学生家境贫寒，是由一个贫困县来的，父亲在她高考前逝世，在这之前已瘫痪在床10年。她爷爷奶奶年迈，丧失了劳动能力，家中只有50岁的母亲支撑着包括她和弟弟一家五口的生活。据该成员甲表示，该生在接受资助后，一直对该项目举办的一些座谈会和媒体访问活动高度配合。
我们每一次座谈或一有表达自己意见的场所的时候，她都敢勇敢地表达对自己目前不利处境的一些看法以及她在力求改善她的艰难生活实践中对社会上一些人、事的看法。比如她在做家教的过程中人家怎么少给她钱，以及她在餐厅打工时，老板怎样对她的，她都勇敢地谈出她的看法。（WP980612: 3）
可是该生确在一次电视台制作的专题访谈中调头而去，拒绝接受采访。成员甲回忆：
有次电视台一个专栏记者知道我们XX工程的情况后，认为是一个好事，决定做一个专题节目，对社会宣传扩大XX工程对社会的影响，记者认为采访受资助者是必不可少的，认为这样做的话它的社会影响效果会大一些，而且感染力比较强些，后来我们就给电视台的专题记者推荐她，但从她们老师那里获得的讯息是她有点回避，最后拒绝接受采访。这事对我触动比较大，百思不解。（WP980612：3）
经过访谈，成员甲才了解电视台记者和学校老师在安排采访时对该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根据成员甲转诉女大学生的口诉如下：
去年，电视台有个青年到我们学校说是要采访，我们系上的老师通知我，我当时正在上课，他让我到行政大楼学生处去，再也没有第二句话，我只好赶快去，光强调这个事很紧急，我想他应该给我说去干啥去。去了以后，我们学校的老师也没有把这事情给我讲清。
我来了以后，老师彼此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学生，这是谁，我当时特别莫名其妙，那记者告诉我他是记者想采访我，学校老师和记者就直接领着我往楼下走，也没有说是怎么回事，向下走的过程中，我们学校的老师说你是接受XX工程资助的，他把那个性质强调一下，比如说，单放机什么都是人家资助的，记者想采访一下，知道你是啥想法，啥看法，有些啥，随便说说，当时老师给我讲得可多了，现在我想起来，当时他希望我讲的话，好像怕我说不了。
当时我很急切地想知道这记者要我干啥，我很想知道他的访问方式是什么……走到楼下，找个地方，就在路边，他说学校正准备校庆，到路边，比较热闹。走到路边，那记者仍然和我说别的话，我对那记者说，想让我怎么做，记者说，很简单，你谈一下对这事的想法，XX工程对你资助后对你有啥帮助，现在与以前有啥不一样，就XX工程搞一个从自己方面来说的宣传吧……他就站在那儿拿录像机我当时比较紧张，我问他不录像行不行，我给你随便说多少都可以，不管谈啥，我就是不想录像，他就说，“你家电视里难道只有声音没有图像吗？”
我本来有这个想法，想同他商量一下，不想录像，万一他给我说录像很重要，是不可避免的，或许我会答应的，但他当时说的那句话，我很不满，他直接来了这么句话，我可受不了，我家没有电视机，我对没有电视机的感觉特别深……我和我妈在家里时，特别想看电视，但我家一直没法买这个电视。（WP980612：4）
该生后来拒绝接受采访。最后她要走的时候，她的老师还说了她一句：“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通过访谈这个事例，并反复细读该女大学生所谈她当时到县城里拿申请表的艰难。填、递申请书时经历到的一些人、事、物，以及后来得到资助后的经历和感受，成员甲才慢慢地对整个议题有了新的理解：
后来经过有两天的小组会议，老师的点拨，小组成员的启发，我抛开了我过去的那些框框，不光觉得学生内向、心理健康程度比较差，抛开旧框子，不再从访谈资料中找论据来充实我的论点。紧贴着访谈资料找关键的词，关键的句，然后再看这些关键的词，关键的句子的信息是什么，跟着当事人的思路走，把整个访谈串起来进行分析，看看当事人到底想说什么。（WP980612：4）
成员甲慢慢把接受资助的经历本身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互动过程，进而分析资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所接触的人、事和参加的活动怎样界定她们“受资助”的社会身份，并进而强化甚至硬给她们外加了羞辱感和自卑心。成员甲是这样表述她的领悟过程的：
继而我对我们的工程进行了一些反思。我们这个工程，起名XX工程，定义为XX工程资助金，我对“资助”这个词，和我们操作过程，还有我们的途径及运作中的一些活动、设计进行了反思。我查了一下辞海“资助”这个词，辞海中没有，新华辞典有一种解释，说资助有供给、多付的意思，意思是不经过自己的劳动而获取的一种东西，有一种不劳而获的嫌疑，如果我们这就XX工程资助金能改为奖学金的话，同样帮助贫困女大学生，意义就不同了，把资助的意义变为奖励的意义，对学生心理、对帮助的这个看法可能有变化。
同样在资助活动的设计中，应该多从学生心理感觉出发，能真正做到对贫困学生减压，不仅是物质上的减压，而且是精神上减压……我在访谈中，也就是这一点感受最深，我感受出来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也是在老师不断的点拨的过程中，开始对我们这个工程进行了一些反思。我在过去从来认为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只会给学生带来好处，不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即使带来什么不好，都归结为学生的心理、性格，没有对我们的工程进行反思。（WP980612：5）
这个例子显示以下几个议题。第一，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中扮演着相当决定性的角色。从问题提出、定量研究中问卷的设计，或质性研究田野笔记的记录，到资料的分析、研究报告的书写，所有的每一个步骤，研究者的背景、视角、立场、判断、决定都影响着最后研究成果的内容。但是，在大部分的研究报告中，研究者很少对他（她）在整个研究过程所扮演的角色向读者做交待。这种不检视研究者个人因素所隐含的问题在定量研究里特别值得深究，因为采用该研究法的研究者向来以该法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来建立自己的学术权威，同时从这个方面批评并排斥质性研究，说它是不客观、不科学的。这种“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自我表称，使得大多数定量研究的研究者，没有自我批评、自我反思的习惯和自觉。他（她）们不交待、不说明的做法，更增加了局外人对其研究成果、结论进行检视、批评的难度。以上种种都强化了定量研究的主流和权威地位，也影响了学术民主的实现和深化。从社会性别研究的进行和推展而言，父权文化和男性中心的学术内涵不是凭空存在的，它们的生生不息跟研究者对学术资源、合法性和发言权的掌控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成员甲的反思和坦白，展现了令人敬佩的学术良心和道德勇气。她不但没有因为自己和该工程的深厚渊源而护短，反而因为她对该工程的了解较全面，能举一反三，甚至敢于自我挑战，自我批判。就算放开学者的风骨不谈，成员甲能从原来把受资助女学者看成有问题，只以访谈材料强化研究者原先就已有的结论中脱胎换骨，进而尊重当事人的经历，从当事人的经验出发，抽丝剥茧地呈现出社会和社会结构对人的影响。这样的研究过程有两重深刻的意义：其一，因为它以受访者的经历推翻研究者的先见、结论，也就是说它挑战了学者一贯高高在上、自尊自大的形象和地位，让弱势群体的声音有走入学术殿堂的可能。这对社会性别研究突破其目前仍然处在学术边缘的情况无疑具有鼓舞作用。其二，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的时候，往往最先受冲击或受伤害最深的就是社会上的边缘群体；他/她们的不幸遭遇往往被合理化，合理化的关键就是把结构性的问题归结到个人的身上，或者说他/她们的素质低、心理脆弱、需要自立自强；或者说他/她们不上进、欠缺生存能力、自作自受，因而很少看到这些人所面临的困境和挣扎，以及他/她们的韧性、耐力和能动性。要挑战这样的逻辑和论述，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从当事人的经验出发，抽丝剥茧地呈现出社会和社会结构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束缚。要以当事人的经验为主导，研究者就必需面对和检视自己先入为主的一些定见——这些定见，或者如王铭铭所说与主流意义有关，或者反映着研究者个人的立场、地位、身份。
知识创造的新血液
质性研究的主旨就在于发觉当事人的经验，从当事人的经验、角度来了解他/她的世界，而不是用一些社会上或学术上的、已存在的偏见或刻板印象来了解或评断一个社会现象或一件事例。这对那些向来没有机会使他/她们的经验被包括在知识体系内的弱势群体特别有意义，也意谓着既有的知识内容会受到新的知识内容、视角的冲击。以下我将举两个实例来进一步说明这个议题。
在北美，社会上一般对少数民族如黑人、亚裔、中南美和加勒比海后裔，有不少负面的刻板印象，这些负面的刻板印象不仅影响着少数民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工作事业的发展，并且一直影响着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的决策，一些案例也不断地证实偏见、刻板印象、种族歧视仍然是普遍存在的。如何在做学术研究时意识到这个问题，进而检视或解构它，是部分学者努力的方向。我要举的例子是在1970年代对挑战种族歧视做出相当贡献的一项研究。莱伯（Elliot Liebow）在Tally’s Corner（1967）一书中，从社会、经济、教育结构，以及当事人的角度来解析男黑人在美国社会的处境和经历。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跟这些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不入流的失败者生活在一起，进而由他们的亲身经历，来描述和呈现向来没有人注重和重视的美国社会。此研究之前，美国学界并没有对种族歧视进行深刻的反思，一般视黑人为懒，不务正业，长年游荡街头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是莱伯指出，其实因为这些人的教育程度不高，他们大部分能找到的工作多半是临时的、耗体力的和高危险性的粗活，这使得男黑人的工龄比一般人短（受职业伤害的机会大，而且年龄稍大就不能接工），加上因为没有条件养车，很多公交车、地铁到不了的工作场所的工作他们也不能接，失业救济金或社会保险金成了他们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之一。除此之外，就算他们找到一份工，莱伯发现，老板一般付给黑人和非黑人的工资也有区别——同样的工作，他们往往付给黑人的工资比非黑人少，老板的理由是：黑人不老实，会偷东西，不能付给他们跟非黑人一样的工资，要不然会不赚钱。这样的待遇，把就算找到一份工作的黑人放在一个很困难的处境，对所有的黑人来说，“偷”以乎成了惟一弥补不合理的工资待遇的方式；然而，“偷”并不是一个弥补不合理工资的理想选择，因为他要冒被发现和犯法的危险。但是如果不偷，他不仅无端地背着不名誉的名声，还要受到由这个不名誉名声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在莱伯的研究过程中，他也发现这些在美国主流社会边缘载沉载浮的黑人，跟所有其他人一样，有他们的梦想；他们非常机智、有耐力，而且把朋友看得很重，往往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莱伯的研究不仅为社会学开启了一扇门，使一群在学术领域里向来没有发言权的人，能用他们的经历丰富学术知识；他并且以一个批判的视角来解构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经济体系，他的研究对当时的学界和社会大众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反响。
另一个是我在做台湾家庭工厂研究的有关议题。西方学者对劳资生产关系、工人意识的界定往往以示威、罢工次数来测量，示威罢工次数少代表工人意识低，次数多代表工人意识高、劳资冲突严重。以这样的测量标准，学者认定台湾工人意识觉悟低，不知道为自己争权益。殊不知在台湾的家庭工厂，工人意识和劳资冲突是不能以示威罢工来测量的。整体说来，因为现有的法律和生产制度，工人不可能以集体的、有组织的示威或罢工来争取他/她们的权益。但是，这并不表示工人不清楚他们的利益，或不在劳资间微妙的关系中做为自己争权益的努力。在工厂里，老板常常要应付一些所谓“坏脾气”的男工，他们或者在工厂里有意无意地摔工具（事情发生的情境往往使老板没办法真正说他们是“有意的破坏”）、随兴所致地休假（工厂里往往会有男工人在工厂交货前的尖锋期请病假，甚至“消失无踪”几天，让老板干着急），甚至有些男工人在工厂里耍脾气、拉着脸，让老板不能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充分而彻底地榨取他们的劳动力。相对于“坏脾气”的男工人，工厂老板认为女工人“小器，爱斤斤计较”、“饶舌”、“呱噪”、“爱斗嘴”，常常为了1毛、1分钱争吵不休。
就理论层面来说，学者不能以西方、大型工厂所得出来的范例模式来了解台湾家庭工厂里的劳资关系、工人意识。这些老板口中“坏脾气”的男工和“小器，爱斤斤计较”的女工，其实是一群在用不同的形式为自己争权益的工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工人意识的高低，而在于研究者能不能意识到这种生动而多样性的劳资较劲方式，进而将之提升到理论层面来讨论。就男工人而言，他们因为掌握相当的技术，招请、培养费时不易，所以他们有拿架子的本钱；就女工而言，她们因为做的多是非技术工，所以只能以跟老板斗嘴的形式跟老板进行权力的较劲。
通常老板跟女工的“斗嘴”，开始时只是日常的问候或聊天，后来双方言词愈来愈犀利，引发的争议愈来愈有针对性，到后来总是以一方在口头上“占上锋”、另一方“败下阵来”收场。以下所举风媛与赖老板（一个年近四十的单身男子）的对话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前所述，风媛是一个家庭代工，每天在一工厂租的楼间彩绘玻璃，一天赖老板来送玻璃时，风媛三岁的女儿春莲刚刚午觉睡醒。
赖老板又对躺在桌子上的春莲说：“不要睡得那么难看，要不然以后找不到婆家，没有人会娶睡相那么难看的女人。”
风媛说：“你担心什么？你连儿子都还没有呢！”
赖老板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儿子？”
风媛回嘴：“真的吗？难道你有一个私生子？”（Hsiung，1996）
对女工而言，跟老板“斗嘴”可打发无聊，而在这种戏弄社会性别角色规约味道很浓的男女口头较劲中，女工很容易把话锋一转，使之变成一个劳资双方对工作条件或待遇的讨价还价。例如我调查的一个个案，其间的阿霞、阿英、阿菊、阿君4人为妯娌，她们一起出去接工，每月月终分酬。在跟老板谈工资价码时，她们往往相互呼应，联合出击。
阿英加入阵营，“对啊！我们的单价这些年都一样，一点也都没有加。”
有一天，阿霞对一个老板埋怨说：“我们帮你们做的工其实是半买半送！”
老板说：“其实上一批货，他们付的是一个比较高的单价。”
阿霞并不满意老板的回应：“以前，你们赚得多的时候你们也没有给我们好的价钱，现在东西愈来愈贵我们赚的还是一样！”
“不是我们以前不给你们好价钱，实在是不可能，那时候单价的产价高”，老板回答。
阿菊加入阵营，“阿霞说得没错，我们给你们做的工，你们其实只付一半，另一半是我们白送你们的！”
老板的弟弟走过来，要她们不要那么小气，那么斤斤计较，“你们要赚那么多干什么，反正死了也带不进棺材！”
阿霞回答：“对啊！反正你们死了钱也带不进棺材，你们为什么不多付我们一点？”（Hsiung，1996）
虽然老板把女工形容成“小器，爱斤斤计较”、“饶舌”、“呱噪”、“爱斗嘴”，但我在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女工们总爱谈起某个老板被自己或另一个女工说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狼狈而归的“光荣事迹”，偶而也会听到某某女工因为跟老板吵得凶，所以拿比较好的单价。由此可见“斗嘴”是一种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一种劳资谈判，而女工的“小器”、“斤斤计较”所展现的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技能。很多家庭工厂的女工是结了婚的，她们做工挣来的钱并不是自己的零花钱，而是用来贴补家用的不足。她们所做的小时工或计件工，工资非常低，而且每一件工的单价都不一样，工作的难度也不一样，所以每接一件工，她们都要在单位工资上跟老板讨价还价，多1毛钱、少1毛钱的单价可以积少成多，影响她们的日收入和月收入。当她们或背着、或牵着小孩跟老板讨价还价时，在老板眼里，她们是“小器”、“斤斤计较”；而从这些女工的角度来说，她们是在为自己的家、孩子争福祉（Hsiung，1996）。
由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强调经由当事人的经验和由他/她们的经验、角度了解社会现象的质性研究方法，使边缘、弱势群体的经验、声音有机会呈现，这不仅带进了知识创造的新血液，丰富了知识的内涵，而且还有可能挑战既有的学术理论、主流的观点、已存在的偏见或刻板印象。第二，对妇女研究来说，这使女性学的学者有机会以社会性别观点，重新认识、甚至进一步解构父权意识、以男权为主导的知识体系和内涵，以及对阶级、种族、性别或其他差异所建构成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第三在呈现当事人经验和视角的同时，研究者也有机会或被迫检视、反思他/她自己的立场或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偏见。如前所述，这使我们可重新检视定量研究所坚持的价值中立的迷思，并有机会挑战研究者绝对权威的地位。
不同的研究步骤、新的伙伴、新的视野、新的知识
总的说来，质性研究所开启的是一个不同于过去的研究步骤，参与知识创造的是一群新的伙伴，而它所期望达到的则是由一种新的视角，创造出新的知识内涵。质性研究采用归纳法的研究论证步骤（inductive approach），研究者由资料（data）出发，找出关键词、概念，再由关键词、概念归纳出解释社会现象的原理、原则。
首先，质性研究的研究方法与一般国内所谓的“做课题”、“写文章”很不一样，正如参加中加项目的两位成员所指出：
这跟我们所谓的做课题很不一样，我们所谓做课题就是到图书馆找几本书看看，然后东抄一抄，西抄一抄，凑合成一篇报告。反正天下文章一大抄嘛！（WP980612：6）
所谓定性研究是演绎式的“研究”：提出一个观点，找几方面证实。如谈影响女大学生受教育的因素，通常的方法是从社会、家庭、学校、同辈等因素都找一点，不分逻辑关系地罗列，这叫“写文章”，不是做学问。另一研讨班成员谈到“写文章”与“做学问”在过程上的区别时，剖析了她个人由习惯性的“写文章”进入到归纳式研究论证步骤的心路历程：
我研究的课题是“女大学生是如何考虑选择辅修课的”。我知道她们（女大学生）对这些辅修课的看法。她们选择辅修课时牵涉到一原列的问题……这些看法我给它们做了一个归类，把资料抛开，根据设想，从资料所得出的信息，自己做出了一个构思，发展出了一个框架，框架当中根据学生提供的信息，第一是什么，第二部分应是什么，第三部分是什么，就按我的思路来了，我就把资料也就是搜来的东西往里塞……我觉得我的文章虽然距怎样深入访谈有点距离，但我想不会有太大距离，因为我觉得我的文章要骨头有骨头，要架子有架子，要血有血，要肉有肉（众小声笑），我没有多大担心，就来了。
从这几天关于怎么分析资料的讲课中，我才了解，我实际上是抛开了访谈者自身所具有的经验、立场、自己的思路，按照我自己的思路搭了一个框架，这正是深入访谈应该忌讳的，或是应该避免的，但我最终却没有避免的，虽然看似有血有肉有骨有架的文章，通过分析，给人的感觉是大而空，我就觉得我这个东西怎么是这样子的呢？肉也不知跑哪了，血也没有了（众笑），就剩下一个空架子。我就开始担心、恐慌、非常害怕，感到非常心虚，我就开始用熊老师的话说，彻底颠覆了我的文章（众大笑）。（WP980612：7）
囿于国内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一些传统，研究者在分析材料时，往往把搜集来的材料习惯性地套入既有的框架，以此完成一篇研究报告。例如，李少梅在以“女大学生做家庭教师”为题，进行材料分析时发现：
在资料分析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只看到字面的意思而忽视质的内容。我在最初翻看材料时，总是先找自己想好的几方面的问题，比如做家教的原因、家教的途径，付酬的方式等问题，按照这个思路，发现资料不就这样搜些内容嘛，找家教不就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和锻炼自己吗？这些我在访谈前就都想到了，这还怎么抽丝剥茧呢？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段话的信息我已获得，而忽视了当事人真正想表达的内容和表达的思路。（WP980612：12）
要超脱出这个“写文章”的窠臼，研究者必需把自己浸淫在文字材料中，贴着材料走，逐字逐句地找关键词、关键句，从当事人的话语、立场，寻找出当事人的观念，发现当事人到底想说什么，看他/她是怎么说的，追究出他/她所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思路。根据这些关键话语再找出主题思想，最后才归纳出文章的主题。总的说来，这是一个非常具挑战性的研究过程。因为研究者必需要摆脱定量研究由理论、假设、问卷此一演绎式的研究步骤，也不能再走思辨性论证的老路。
虽然这种归纳法的论证步骤操做起来很不容易，但这个论证步骤所隐含的意义却非常深远。杜芳琴在谈到她对这种由下而上、以当事人的经验为主导的研究方法的看法时表示：
这种方法本身对学科是一代种挑战。中国是世袭传统非常强烈的一个国家，学术和学科，不管是从西方引进还是孔老夫子拿来的，都是非常有等级性的、权威性的东西，谁拿着它都是一种武器、一种资源、一种资本。过去学术的东西都是有知识的人对没知识的人而言的，都是有身份的人对没身份的人而言的，我研究你，和你不相干。不光是西方的传统，就是比较有浓厚的文化传统的国家，知识、口号都会变成一代种专制的东西，它可以去打很多人，“尊者”可以打“卑贱者”，长者可以打年轻者，有这个经验的可以打没有这个经验的。这个东西很可怕，因为我们经过“年轻”，再加上是女性，尤其是在学术界，对这些很有感触。（WP980612：7）
一位初次接触到质性研究的老师，谈到她对质性研究和社会性别视角的体会时，生动的说：
其实，家里的事情还是我做得多。我知道柜子怎么弄方便用，但我先生呢，他要柜子看起来好看，可是好看用起来却不方便，我每天用都不方便。我原本都让着点，就不说了，可用起来特不方便。今天你们讲课，讲到每天的经验，怎么从每天的经验看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社会的关系，说什么女性的视角，这我以前也听过，但就没往这方面想，今天一下子全明白了。（WP980612：7）
虽然质性研究在国内的传播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一些接触到或已经开始以质性研究做研究的学者，每每谈及，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我的同事有一次说，其实不必太担心我们文人有太大的不良影响，我们不会遗臭万年的，连遗臭这一代都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东西没人看。所谓写文章，其实就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书一本本那么厚（打一手势），但是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连要遗害这一代都不可能，更别说要遗害万年了……以前，我不太爱搞科研，因为那很空，觉得那是一代种玩弄文字和抽象观念的游戏。做出来也没什么价值，对我而言，那是毫无意义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特别想去做，因为我觉得我真的能发现问题。质性研究强调实践的重要，让我觉得我能从研究中看到问题，做出来能发挥作用。（WP980612：9）
学了这个研究方法，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让我在生命中找到新的意义……就像是在生命里有了一个转弯。现在我知道以后我要做什么了。我告诉我先生，“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用他们的生命去捍卫一些原则，我觉得我也有了这样神圣的使命感。”（WP980612：9）
这些反馈所代表的是，质性研究可能调动起一群对社会学研究现状失望的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为这些学者在定量和定性研究法之外提供一个新的出路。对女性主义的意义在于从妇女日常的经验出发，尊重当事者的经验和主体性，进而解构既存的、主流的、男性中心的理论和视角。因为质性研究采取由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不但不毫无条件地接受既有理论，受既有理论范畴的限制，又有颠覆既有理论、结论和假设的可能，还有另辟蹊径的企图。对整个知识的内涵、知识的创造再创造、以及知识创造的结构和机制的民主化也有深刻的意义。
自从社会学恢复以来，社会学中国化的议题不断在学界讨论着，讨论的重点包括什么是西方社会学学科体系？什么是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怎么样把西方的学科内涵中国化（张宛丽，1989）。社会性别研究关于中国化的讨论则牵涉到，在中西妇女解放历程的不同，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迥异的前提下，如何将西方已经发展得比较全面的理论、学科课程、教学方法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借鉴引进？在这些努力的初期阶段，可能更多的是对西方已经发展出来的理论、研究法、教学法的引进，接下来则需要有一个消化反思、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过程。本文由社会学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所隐含的问题和局限性为起点，进而举实例说明质性研究对突破目前困境所带来的契机。
总的说来，质性研究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一种不同的研究步骤，而且是一个知识领域的革命。它邀请新的伙伴加入知识创造的行列，期望为知识的多元化创造机会，进而带动学术界及知识创造机制的民主化。从这个意义看来，质性研究所带动的其实恰是当初社会学草创时期的传统——那个由个人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出发的传统，和一个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传统。笔者希望对质性研究法的实践及推展，也能够开启出一条始于西方却不局限于西方的道路。这个工程是浩大而艰巨的，需要有志之士共襄圣举，默默耕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终有开花结果的一天。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参考文献与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时代迷你剧《奇迹的女儿》剧照。该剧改编自文学作品《工厂女儿圈》，描述70年代台湾女性从农村步入工厂的生活的转变，面对各种残酷无情考验与困境，该如何为自己权益抗争，避免受到不公平对待。[图源：gq.com]
〇编辑：一叶 〇排版：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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